1969年剛到兵團

  陳振喜在二連，我在三連，我們並不認識。他是省會城市來的，我是小縣城的。我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經濟和教育差距。可能還存在一些北京人瞧不起蘭州人，蘭州人瞧不起鄉下人的地域歧視。

1970年，我們從不同的連隊被選拔到師部直屬架線連架設從金川公司即現在雋景的金昌市到五營的高壓輸電線路。整天在一起幹活，自然很快就熟悉了。我們開始相識、接觸、交流。我對他印象特別好。

我們在農業連隊的時候，高中生每月工資28元，初中生每月25元。調入加線連，每天有5毛錢野外高空作業補助費，一月多了15元，加起來就40多元錢，這在當時也算是令農業連隊的戰友羡慕的收入。但加線連這活是非常耗費體力的重體力活。挖電線坑，運電線杆，豎電線杆，裝橫擔、電瓶，都是很重的活。站在18米高的電杆上，打上保險帶，把地面的高壓線拖入空中，固定在瓷瓶上，只使用牛力氣是幹不動的，得用些技巧。會幹活的人把電線彈一下，利用甩出的彈力就把電線彈到橫擔上，再固定到瓷瓶。不會幹的人或者沒有膽力的人，沒法讓電線在空中彈晃，僅憑力氣往上托，非常吃力，甚至根本托不上去，頭上的汗水累的像雨水一樣往下流。那真是力的考驗，耐力的考驗，技能的考驗，整個肉體的考驗，也是工作表現的考驗，自尊與靈魂的考驗，大家都不甘落後，拼命把工作做到最好。一頓飯吃一飯盒紅燒肉，吃四個大饅頭，肚子依然感覺空空如也。任何飯，吃到口空，都那樣香甜，那是生命消耗的能量太多，需要補充的能量也太多。即使陳振喜這樣的陰柔美男子，也需要陽剛壯男人的體力補充。

一次在靠近金昌的高岸子的地方，挑線時，陳振喜不知怎麼失手了，人被保雋景險帶掛在橫擔上懸掛在半空中，手脚在空中掙扎，靠不到實物上，看上去好危險，大家緊張的呼吸都停了。好歹總算掙扎著恢復到工作狀態，有驚無險，大家也松了口氣，但留在他心底的一定是恐懼，也許晚上會重複白天做噩夢。

那是秋天的一個休息的日子，秋高氣爽。陳振喜約我去民勤的昌寧公社遊玩解悶。因為實在沒地方可去。永昌縣城距離很遠，交通不便，去不了。金川公司也去不了。河西堡是蘭新鐵路有火車的地方，也去不了，沒有便車，更沒有公共汽車。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戈壁灘，沙丘，沙漠，莊稼地。所以去昌寧堡玩是一個許可的選擇。

沙丘，沙漠，黃土路。

我們的心自然和自然感應為一體，對未來的生活一片迷茫。

不能說剛剛20歲的我有什麼先見之明。但我有一個雋景人的本能的直觀感覺。我總感覺社會會恢復到正常運轉狀態。教育是社會正常運轉狀態必不可少的東西。我當時對情緒非常悲觀的陳振喜談到這樣的話題：”老喜，你應當充滿信心，等待恢復高考。大學不辦是不可能的，高考是早晚的事，以你接受教育的基礎，考上大學是沒問題的”。

但陳振喜好像感覺我說的是天方夜譚，帶著疑慮不相信。他的心比沙漠更荒凉，更死寂，悲觀籠罩著他的心。

我的話音落下不久，1971年選拔工農兵上大學，只是沒有真正意義的高考。

直到1977年正式恢復高考，將近8年時間過去了。我的預言才得以驗證。

高壓輸電線路架設完成後，加線連撤回張掖的基地去了。陳振喜調到武威黃羊鎮糖廠去了。從此我們再沒見面，也失去聯繫。

20多年過去了。直到1992年的一天，電廠教育科長曾憲民帶著陳振喜到我辦公室來，我們才有機會碰面敘舊。

曾憲民和陳振喜都是鐵一中的同級同學，都是人中精華，都是美男子加才子。20多年前在師部架線連，曾憲民是我的班代，也是一個溫文爾雅，說話慢聲細語，舉止含蓄內斂，修養、教養和學養極好的人。他和陳振喜在同學關係上又套了一層兵團經歷，兵團經歷上又打了一個人品同心結，優秀人與優秀人有天然聚合關係，所以始終保持了青春年華時特殊的連結。久別重逢，我們回憶20多年前的往事。

敘舊中知道，1977年恢復高考，29歲的他們和16歲的應屆高中生同時走進考場，都被大學錄取。曾憲民讀完大學進了西固熱電廠，做了教育科長。遺憾的是，陳振喜被甘肅農業大學錄取，但他放弃了進農大讀書的機會。